其实，在社会经济生活中，无论是大型企业或是微型企业，是老字号企业或是新兴企业，只要坚持把企业办下去，其企业文化就只能是也必然是人格文化。

   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。企业是干什么的？是生产产品与服务的。产品与服务可以有千姿万态，但其实质或者精义却只有一种，产品（包括服务）即人品。可以说，企业有什么样的思想和人格，就有什么样的产品与服务。一心钻进钱眼、其余概不顾及的企业，肯定是不会把最优的产品和服务奉献给消费者的，甚而会反其道而行之，以劣充优、以次充好，使假冒伪劣产品上架、虚情假意服务上市。相反，那些真正信奉“顾客至上”、“消费者利益第一”的企业，才能把用户利益置于首位，并专注于遵循道德准则，真心去解决用户的疑难“重症”、“要害”问题。这就是企业人格文化的实质。

    企业的人格文化，其实也就如同美术家的一幅画或一件雕像作品那样，是自己的“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”，是人格化的产品与服务。这种企业的人格化，都深深地带有创作及制造者的思想、作风、技术、能力、好恶、眼光及品质的印记，是地地道道的人格文化的自然流露与展现。

    企业的人格文化，首要在“带”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企业领导者在企业人格文化的形成及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“领”与“导”的带动作用。毫无疑问，一个言东而行西的企业领导，不可能带出一支“言必信、行必果”的员工队伍；一个只会东施效颦、盲目“跟着别人跑”的领导者，不可能带出一个别出心裁、自觉“领着别人跑”的优秀团队；一个遇难而退、遇险就乱的领导者，更不会带出一支沉着镇定、勇往直前的坚强集体。古人讲：“万事须是有精神方做得好。”办企业、成就一番事业尤是。但这个精神，首先要从领导者那里来，才能感染着、影响着、带动着企业的员工队伍。企业领导者的这种处身行道、励精上率的作派、作风，无疑就是不教之教、无言之诏，会胜过千字宣言、万句口号。

    企业的人格文化，重要在“培”。培，即培训。《礼记·中庸》讲：“故栽者培之。”说明“培”是多么重要。十年树木当如此，百年树人更甚之。培训，不是一阵子的事，而是一辈子的事，是要终身为之的一件大事。通过培训，不仅要让员工知其所在岗位的重要性，从而增强使命感，提高责任心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员工知其怎样做才叫正确才叫好。特别是对直接生产产品的那些员工，“动手”的能力比“动嘴”的能力更为重要。要通过培训实践，提高实际操作能力，真正做到上岗后不在自己手下出现一处瑕疵，不使自己的服务让别人有一丁点儿不快，真正把最优的产品和服务生产出来、提供出去。

    企业的人格文化，关键在“规”。规，即用规章制度校正员工的行为方式、生产方式、服务方式。古人讲得好：“规者，正圆之器也。”毫无疑问，员工的好作风、好习惯、好做法不是自然而然就能产生出来的，必须靠“规”正之。而且，这种“规正”之法，不是你要求什么他就干什么，提倡什么他就干好什么，而是你检查什么他才干什么，考核什么他才干好什么的。因此，不能只订规章制度而无检查考核，更不能只发号召不去检查落实。规，就是要检查落实，就是要违章纠正，就是要违纪动纪。“木受绳则直，人受谏则圣。”“绳”与“谏”就是“规”。要“规”也必须要动“绳”动“谏”，才能用规章纪律之威德以致远，用动情晓理之慈厚以怀民。

    企业的人格文化，突出在“润”。润，即滋润。荀子在《劝学》篇中讲：“玉在山而草木润”，说明了环境的重要性。人都是环境的产物。登高可令人心旷，临流可使人意远。要创造一种使人登高临流的“润”环境，就要克服宗法观念，打破等级界限，创造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环境，使包括企业领导者在内的全体员工能够心灵沟通、感情交流。许多事实表明，尽管有的企业物质条件不够一流，但只要软环境好，大家心心相印，不责人所不及，不强人所不能，不苦人所不好，照样能聚拢人气，提升志气。无数事实还表明，在企业活动中，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，说到底员工只能是自己管理自己。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社会，员工的知识面一般都比较宽，相应的自主性一般也都比较强，再加上现代信息传递的渠道多、速度快，实时信息随时可得，因而再用老规矩、老办法，像拧螺丝钉那样管理现代员工是难以奏效的。这就需要平等待人，善气迎人，靠爱人使人爱，靠敬人使人敬。

    企业的人格文化，着力在“升”。升，即上升、提高。这种“升”，如旭日东升那样，体现的是以人为本，引人上进。这种“升”，如教学相长那样，通过提升品牌品质来提升员工自身的品质。很明显，要多方面提升品牌品质，员工就必须有多方面提升其品质的能力，因此他自己也必须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人。这就如同欣赏艺术，自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。如果没有乐感，再优美绝伦的音乐也会显得毫无意义。也正是在这样的提升品质过程中，员工从理性和常识的“自我”向逐步脱离低级趣味的高尚的道德意识的“超我”发展，并不断战胜人本能欲望的“本我”，养成一种优秀的“内圣”的习惯，使自己在日常的生活、工作、学习中，习惯性地诚恳待人，认真做事；处贵不骄，处富不奢；不义不处，非理不行；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最终过渡到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所指出的：“在那里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。”并且，人的这种“自由而全面发展”，是“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，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”，是“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