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，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。文化承传的规律告诉我们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而能够生存和发展的国家。只有珍惜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，才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自己的新贡献。

企业文化，从属于一种文化，必然离不开其产生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，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影响。自世界走向工业化以来，人们把西方化视为现代化的同义语。凡不符合西化的，便被视为落后，尤其对儒学备加指责，被视为现货化的羁绊和障碍。然而近30年来，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，亚洲各国逐渐赶上了西方，有的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。日本及亚洲“四小龙”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。寻找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，它们同属于“汉字文化圈”或“儒学文化圈”，其共同的文化背景引起了人们极大关注。许多材料证明，儒家思想及儒学价值观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，对发展经济的企业理念识别的建立产生积极影响。当然，作为传统文化的丰富性而言，影响企业文化的形成发展特色的决非儒学一家，例如兵家《孙子兵法》的军事谋略思想，加以现代化改造，使之运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，在企业决策、生产、开发、营销、管理、发展等关键环节上，都可以借鉴其创新精神、科学思想，获得成功。再如道家顺应自然、近朴归真的理念，对企业文化建立中关于环境保护、人际关系的和谐，寻找事物的规律等都能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。而法家的重制度建设，主张从严治国的理念，则对企业文化的组织制度的健全与完善直接起到指导作用。

西方的一些管理学者认为，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腾飞，在于他们有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，而这个文化的源头，或者说东方文化的源头，正是中国的儒家传统理论。中华儒家文化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，大量吸取了道、佛等其他文化的内容，从而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体系。同时，儒家思想也深刻影响了道、佛等文化，渗透到其他文化之中，从而使中国文化成为以儒、佛、道三教融合为特色的多元复合体的综合型文化。

儒文化中精神占主导地位。历史上，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，产生了重要影响。这主要表现在，孔子提倡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，《易传》加以发展，提出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然不息“的思想，这是对中国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集中概括。孔孟儒家重视个人对家庭、国家和民族的责任义务，把个人价值置于社会价值之中，提倡“修身以道，修道以仁”，在修己的同时，注重入世，讲求修齐治平，经世致用，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三不朽学说作为理想人格的标准，从而以对社会、国家贡献的大小，来衡量一个人价值的高低。两千多年来，儒家的这种人生价值观，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和社会实践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传统，使得中华民族从未被外国概略者所征服；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忧国忧民情怀，使中国知识分子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，具有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“的大丈夫气概；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，“天下为公”的无私奉献精神，以及淡泊明志，克队私欲的自律精神，见利思义的义利观，敬老尊贤、抚幼长善、孝亲敬友的人伦道德观念，经过千百年岁月的陶冶，已深深地溶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，共同的心理素质之中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有积极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，对企业理念识别的提炼与塑造，也产生很多的影响。

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。人本主义的哲学是我国先哲孔子最先发现，他从殷商以来的天命神学中解放了“人”，从而发现了“人”，创立了人本主义的仁学。以为人是宇宙的中心，人为万物之灵。孟子还提出“民为贵”的思想：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强调人民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。儒家深信价值之源在于人心，人人具有价值自觉和实践的能力他们在个人价值体系的基础上，通过建立社会秩序来规范人们的行为。社会价值系统被看作是个人体系的扩大。这样，人便成为社会化的人。

人为贵的思想运用到企业文化中，日本和美国都创造了很多的经验。以泰勒为代表的西方科学管理，见物不见人，继以梅奥为代表的“人际关系”阶段后，企业管理并没有进入所谓以决策理论、系统科学和定量分析主中心的现代阶段，而是更重视人的因素，强调以人为本、以人为核心。企业的主体是人，只有调动职工的积极性，开发他们的智力，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，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。美国的惠普公司提出“你就是公司”的理念，使员工与公司心心相印，个人与企业一体。结果是每个员工都把自己的才干和智慧施展出来，使每一件新设计产品都凝聚了每一位员工的才智和汗水，因而使他们获得成功。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家麦格雷戈说：“企业这一组织和由输入转化为输出的过程，都靠人与人的关系和人的行为来决定。”“企业即人”，指的就是人作为企业真正的资源，人是企业的主体和根本，人是企业管理的核心。

对于塑造企业形象来说，管理主客体的道德塑造追求“慎独”，“止地至善”，队了必要的规章制度以外，协调人际关系最重要的东西是道德自律。韩国《经济人》周刊1994年11月2日刊登高丽大学校长洪一道的文章《21世纪的韩国企业和道德性》。文章认为：道德性是优秀企业文化的绝对标准。立足于道德性树立企业文化，是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首要条件。对立企业道德是比开发尖端技术和改善企业体制更重要的事情。洪一道根据韩国实际，还强调其民族固有的孝道可以发展成为优秀的企业文化。所谓主导21世纪，就是主导新的时代的文化和道德性。而日本松下电器公司在著名的旅游胜地琵琶湖畔建立一的“松下电器商业学院”，用儒家“仁”的哲学思想来培养他们的管理干部，将《中庸》中的“明德，新民，止于至善”作为学员研修目标。把仁爱之德施于人民大众，在我国民族资产阶段创办企业的特定时期，也有此理念。创办“民生股份有限公司”‘的卢作孚，就提出“服务社会，便利人群，开发生产，富强国家”的理念，“我们所要求的不是一群人之为自己，而是一群人之为更的人群”，要求人人都有为公司和整个社会国家服务的思想和行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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