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古代曾有“半部论语治天下”的说法，这当然是夸张了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伦理的实践价值。然而，儒家伦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最深邃、最富有生命力的思想体系，千百年来的确对中国的经济、政治、文化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儒家文化不象人类历史上许多灿烂一时而终归湮灭的大文化一样，已经失去了其深度和存在价值，而有着辉煌的发展前景。商业文化的研究与建设，可以说是从一个角度来继承、发展儒家文化的有益尝试。

    作为“儒者第一义”（朱熹语）的义利之辩，就是商业文化学中一个重要课题。儒家伦理关注人际间的秩序、规范以及社会责任感，强调人们在其所处的道德关系网点上所承担的道德责任，但并不排斥赚钱、发财。人们往往根据孟子“仁义而巳矣，何必曰利”、董仲舒的“正其谊（义）而不谋其利”以及宋儒的一些说法，便认定儒学重义轻利，排斥商业。我认为，这至少是一种片面的理解。其实，《论语》中许多论述，如“富与贵，人之所欲也”、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”、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”等等，都是主张义利并举，将经济与伦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，不过又强调经济生活的道德原则，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，精神价值重于物质价值而已。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第一银行头任总裁涩泽荣一以及天皇教席三鸟中洲都曾说：“论语中有算盘，算盘中有论语”，这句话贴切地阐述了儒家伦理与商品经济之间微妙而又深奥的关系。道德附丽于一定的经济生活中，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适宜、更符合人们心理要求的规范、手段；而经济生活又蕴含了一定的道德原则，并调整道德生活中的各种关系。两者彼此交融、互相促进。这和中国历史上“义以生利”（《国语晋语》）、“既无功利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”（南宋叶适《习学记言序目》）等，表达的意思是基本一致的。“义者，宜也”，这是优化、协调各种利益关系的“度”。儒家伦理的核心是“仁”，即从人类之爱、人际关系中延伸、生发出来的一种互相尊重、互相友爱的人文精神，是儒学以仁释义，以义释利，在利益观与道德观之间建立的平衡机制。我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，商业经营者之间既是市场上竞争的对手，又是贸易伙伴，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。这种新型的利益关系本身就蕴含了义利并举、竞争与服务相统一的伦理要求，如果我们对儒家伦理中义利并举的道德原则认真总结和继承，对社会主义商业文明的建设不是大有裨益吗？　

　　儒家伦理作为商业文化的源泉之一，可以整理、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。比如作为儒学基本内涵的“礼”，原是尊敬和祭祀祖先的仪式，后来逐步演化为以血缘为基础、以等级为特征的伦理规范，渗透在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长幼、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中。一方面，它维护了封建家长式等级制度，另一方面，它又融入现实生活的习惯、风俗之中，成为人民言行举止道德化的潜在制约力量。从后者引申开去，儒家伦理又将“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