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，他拥有北京中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，却做着眼镜生意。回忆起自己在中国的创业经历，朴济英感慨良多，在中国没能成为仁心仁术的医者却成了一个商人。他的中文发音虽然不是很标准，但相当流畅，能够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思想，采访时他一直用平实而真挚的语气向《新营销》记者讲叙自己的故事。

　　中国行，由《三国演义》开始

　　我从小就爱读中国名著《三国演义》，经常捧着它翻来覆去地看，爱不释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喜欢上了中国文学和哲学，希望着有一天能够真正走进这个国家，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。

　　1988年是我们韩国的奥运年，当时韩国学生到国外留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，除了名额有限外，还必须通过国家组织的非常严格的考试。1989年，韩国政府放开了与国外交流求学的限制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于是向中国台湾师范大学语言学院提出申请。

　　当年2月，我开始了在台湾的求学之路。前两年我一直在台湾师范大学学汉语言专业，中国文化博大精深。当时最主要的困难是要过语言关，一开始我跟不上学习进度，因此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带上书本去其他宿舍向当地学生请教。来台湾的第一年我就成家了，太太是和我一起过来的，也是韩国人。在我的印象里，台湾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岛屿，风景非常优美，经济也比较发达，当时的感觉是领先韩国半步。在闲暇时，我和太太将台湾转了个遍，被中国的文化及风土人情深深吸引了。

　　之后，我进入台湾政治大学，攻读教育学硕士。在此期间，我做了很多翻译工作。当时在台南，一些韩国的眼镜工厂和台商贸易往来频繁，我经常给他们做翻译，并参观他们的工厂，积累了一些眼镜行业的生产、技术、成本、贸易等知识。不过，当时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从事与眼镜有关的生意。

　　1994年5月，我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后就结束了在台湾的生活。由于对中医非常感兴趣，6月，我考入北京中医大学，当时叫北京针灸骨伤学院，主修针灸。我们班100名学生中有30人是外籍学生，有来自马来西亚、韩国的，也有来自印尼的，所以当时我没有太多身处异乡的感慨。由于我的语言能力比其他学生要好，所以第一年我就做了他们的班长。有些同学由于此前没有攻读过汉语，学习起来非常困难，我们的下一届95级学生中，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同学由于学习艰苦而中途放弃了学业。

　　那时候中国对外国人的“待遇”还有些“特殊”，我们坐火车、坐飞机的票价比普通票价要高出2~3倍，而且外国人要到专门的窗口排队买；我们买故宫的门票，价格也比普通的门票价格高。后来大约在1998年、1999年，票价才下调，外国人买的票价格和中国人一样。

　　虽然学中医是自己的一个爱好，但是由于韩国的中医行医资格缩紧，国外的医生资格证不被认可，同时中国也不允许拥有医生资格证的国外学生在中国行中医，直到2004年我取得医学博士学位，政策仍然没有对外国人开放。

　　创业难，好事多磨

　　在读书期间，我一直关注着眼镜行业。来到北京后，我参观了很多眼镜工厂，对全国各地的市场进行了一定的了解，认识了不少行业内的人士。经过一番仔细思考后，我觉得眼镜生意有利可图。

　　自己真正的创业应该是从1998年开始的。当时中国的政策不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零售店。所以我只好以朋友的名义投资开了一家眼镜零售店，店面很小，只有40多平方米。当时北京的房子很紧张，能租到一间店就算不错了，而且租金很贵，40多平方米的店一年的租金就要十几万元。我租下这家店，前前后后花了半年多时间。

　　我的货一半是从韩国进口，一半是在国内批发点拿货。当时国内眼镜产品的质量在整体上和韩国产品的差距很大，但进价要便宜很多，而韩国货质量好，进口成本高，但可以提升眼镜店整体的利润空间。由于选址比较偏僻，经营状况不是很理想，所以经营了两年半时间，2000年年初，我结束了这家店的生意，打算选地头再开一家。